2025年6月28日至29日，“现代技术时代与形而上学的重建”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中西文明互鉴”论坛在湖南师范大学成功举办。
本届大会由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南师范大学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伦理学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40余名专家学者集聚岳麓山下，对现代技术时代与形而上学的重建展开深入交流与研讨。
本届会议以“现代技术时代与形而上学的重建”为主题，大会设两场主旨报告、两场大会报告、六场分会报告。邓晓芒教授、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山东大学刘森林教授湖南大学舒远招教授、中山大学张伟教授、浙江大学王俊教授作主旨报告，北京大学吴增定教授、复旦大学吴猛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向玉乔教授、中山大学詹文杰教授、湖南大学张俊教授、湖南师范大学胡好教授作大会报告。
开幕式
开幕式由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与工程伦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南师范大学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万丹教授主持。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长沙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与公共政策实验室执行主任毛新志教授致辞，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理事长、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创办人，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会议召集人湖南师范大学胡好教授致辞。
毛新志院长对本次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出席本次大会的各位嘉宾、专家、学者和同学们表示热烈欢迎！对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和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毛院长希望通过本次会议促进各位学者深入交流，推动对技术时代形而上学重建的思考。最后，毛院长恳请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学者继续关心和支持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发展。
黄裕生教授首先代表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对与会学者的到来表示感谢，同时对于会议举办方湖南师范大学表示致意。黄裕生教授指出，哲学是祛除愚昧的学问，哲学不一定使人变得智慧，但一定可以使得人不会变得愚蠢，形而上学是探寻本原问题的第一哲学，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深思则更是尤为重要，在当今面临价值虚无的时代，对重建形而上学问题的探讨是极其必要且明智的。
胡好教授对学界同仁的持续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要在当今的加速时代克服虚无主义，需要重建形而上学，通达对存在的把握。举办会议一方面要立足于当下，探寻符合时代精神的标识性概念，另一方面，从历史中找寻超越时代的共同话题，让以往的思想在当下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与活力。他表示今后这个会议系列还会延续下去，分阶段、分主题探讨具体问题、专业问题，适度进行原创性建构。
大会主旨报告第一场
大会主旨报告第一场由复旦大学吴猛教授主持。华中科技大学邓晓芒教授、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山东大学刘森林教授作会议报告。
华中科技大学的邓晓芒教授围绕中西形而上学的本质差异展开，深入剖析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的相关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第三形而上学”的创新构想。黑格尔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者，基于其范畴体系评判中国哲学，将其归为哲学史“前史”，认为中国哲学在抽象层面停滞，具体内容为感性对象的外在联结，对道家“道”误译为 “理性”，对《易经》卦象思维的隐喻性有部分认知，却贬低儒家学说，其评价虽存误读，却揭示了中西形而上学在 “物理学之后” 与“伦理学之后”的根本分野。海德格尔作为解构者，借“道”（Weg）概念试图沟通中西，但其“道说”具神学背景，与老子非神学的“自然之道”本质不同，虽通过诗化语言触及语言的非逻辑功能，却因未脱离西方“存在论”立场，未能真正实现视域融合。作者提出“第三形而上学”即“语言学之后”，其以语言诗化的自否定结构为根基，超越西方“物理学之后”与中国 “伦理学之后”，将存在论、实践论形而上学统摄于“语言学之后”的框架中，使其成为在“自否定”中不断创新的“自由之家”，为贯通中西形而上学提供了全新的哲学构想。
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指出，现代智能技术以从未有过的规模与速度影响人类生活，引发人能否被智能机器完全复制、智能机器是否会全面超越并统治人类等问题，也导致人们担忧哲学与人文科学将因AI技术发展而不复存在，这本质上是唯科学主义在智能技术时代演变为唯技术主义的表现，其核心认定智能可通过程序化模仿强化，科学技术之外无剩余。然而，黄裕生老师强调，现代技术的基础是希腊哲学确立的概念思维，其追求摆脱身体感性限制的无感性视角纯粹概念，这种概念在柏拉图那里体现为同一律 “A是A”所确立的概念，同一律既是存在法则也是逻辑法则，它使事物成为真实存在，也使定义成为可能，进而确立了以严格概念活动为本质的科学。希腊哲学在追寻纯粹概念过程中存在两个思想跳跃，而唯技术主义忽视了概念思维的局限性，未意识到科学技术之外仍有不可被概念化、程序化的领域，哲学与人文科学所探讨的问题并非智能技术所能完全解决，它们有其独特价值与存在必要。
山东大学刘森林教授指出雅可比虽被视作首次从哲学层面表述现代虚无主义的学者，但其概念受圣马丁、奥贝莱特等多重思想影响，具有显著的复杂性与多义性。在对斯宾诺莎哲学的批判中，雅可比指出其基于理性因果律的推演体系，将世界解释为绝对必然的因果过程，否定超越性神的存在，致使艺术与审美所依托的神圣维度被消解，沦为机械过程的附属品，这实质是对审美根基的虚无化。针对康德哲学，雅可比认为其将实践理性纯粹化，排斥感性、情感等审美要素，使道德与审美价值走向形式化，这种理性主义的极端化导致审美领域失去实在基础，陷入空洞抽象的虚无境地。而费希特的主体性哲学以“自我”为核心，进一步加剧了审美虚无主义，当“自我”取代上帝成为绝对存在，外部实在世界的审美价值被主观意识消解，艺术创作沦为主体意志的随意表达，丧失了客观的审美标准与超越性意义。雅可比揭示出，启蒙哲学对理性的过度推崇，割裂了审美与超越性、实在性的联系，使审美领域陷入价值虚无，这一洞见为理解现代审美虚无主义的根源提供了重要哲学视角。
大会主旨报告第二场
大会主旨报告第二场由北京大学吴增定教授主持。湖南大学舒远招教授、中山大学张伟教授、浙江大学王俊教授作会议报告。
湖南大学舒远招教授聚焦康德哲学被评判为虚无主义的缘由，梳理不同时期学者的批判视角与理论逻辑。康德虽未将认识、道德等视为虚无，却因哲学特质被贴上虚无主义标签。维岑曼指出其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公设上帝存在的矛盾，导致理性信仰非理性化；雅各比认为先验唯心论将实在对象转化为现象，否定意识外实在性，属“自我中心主义”虚无主义；奥伯莱特则指其限制认识，使形而上学陷入“纯粹虚无”。尼采批判康德二元论割裂世界，借实践理性公设保留基督教禁欲主义理想，以道德秩序否定生命本能，属“阴险的虚无主义”。吉莱斯皮认为康德的自由与必然二律背反及自在之物的不可知论，为费希特虚无主义奠定基础。
中山大学张伟教授爬梳了“Gemüt”概念的哲学史渊源，在此基础上试图构造“Gemüt” 的存在论-现象学。关于“Gemüt”，张伟教授主张翻译为“情性”。一方面，“Gemüt”源于德国的神秘主义，Gemüt这个概念涵盖了人的整个内心世界。另一方面，“Gemüt”又被德国浪漫派窄化为仅指情感力量和价值感觉的领域。基于“Gemüt”的概念史，张伟教授提出了“情性现象学”，并指出从三个方面分析“情性现象学”，即情感本身的意向性、情感的本质性、先天性和情感的习性化、历史性。其中，情感的历史性是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紧密相合。由此，张伟教授主张思想史发生了“情性转向”，即从“观念巨链”到“情性场域”、从“主流文本”到“情性痕迹”、从“革命性突破”到“深层情性绵延 ”。
浙江大学王俊教授提出“重建附近”概念，探讨其与现象学视域下“具体形而上学” 的理论关联。数智时代青年因依赖数字空间导致“附近的消失”，生存经验被扁平化工作与虚拟场景掏空，“重建附近”旨在通过重建个体与周遭环境的现实联结、恢复日常经验，以克服人际交往困境与存在焦虑。“附近”非单纯空间概念，而是构成个体生存意义的文化-社会境域与生活世界，其核心在于调和虚拟与现实的矛盾，重构主体间信任及个体与世界的亲密关系。从哲学论证看，现象学“回到实事本身”的方法论为 “重建附近”提供根基。胡塞尔的意识建构理论将世界视为自我通过意向性构建的意义整体，海德格尔则将其转化为历史性的 “实存”，晚期更以 “Ereignis” 揭示存在与人的关联性生成。现象学强调的“具体化”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与本质主义，认为局部与整体无先验奠基关系，这种“无中心的具体化”正是“具体形而上学”的核心。当传统宏大叙事退场，现象学通过关注具体“实事”的发生过程，为当代个体生存提供了以现实经验为根基的意义框架，成为“重建附近”的哲学基础。
分会场一第一场报告
分会场一第一场报告由安徽大学学报主编张治栋老师主持。四川大学余玥教授、武汉大学王咏诗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文贤庆教授作会议报告。
四川大学余玥教授聚焦德国语文学家阿斯特的诠释学思想，探讨其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争论中的位置及当代意义。阿斯特诠释学以希腊古典为典范，借有机生物学模型构建语法整体与精神内核的统一，强调语言作为精神生命的表达，需通过语法批判把握内在精神统一性。其思想因推崇希腊典范、采用自然科学模型，遭加达默尔批评未脱自然素朴态度，忽视效果历史；福柯与萨义德则从认知型霸权与文化权力角度指出其局限。但阿斯特的教化观念强调通过古典研究突破私己视域，在陌生化中实现精神提升，为诠释学提供了重视传统典范与精神塑形的独特路径，其思想在当代仍具诠释学方法论的反思价值。
武汉大学王咏诗教授聚焦聚焦康德对“数学的无限”与“实在的无限”的双重化处理及其哲学意义。康德基于先验观念论，指出二者给予方式不同：前者依赖时间中相继附加的感性构造，属现象界可经验范围；后者是脱离直观的理性概念，属本体界不可认知却可思维。这一区分实质划定数学方法合法界限，凸显数学（直观综合）与哲学（概念思辨）的学科差异。其思想源于解决微积分形而上学矛盾（如莱布尼茨单子论与牛顿绝对空间的困境），通过将无限问题转化为主体认知条件探讨，消解传统二律背反。在当代数字化生存背景下，该思想启示我们：当数学化思维渗透一切时，需坚守“实在的无限”所维系的人的主体性——理性虽无法直观无限总体，却能通过理念赋予生命意义，避免人在数学化世界中沦为单纯的量化存在。
湖南师范大学文贤庆教授以《哪吒2》为切入点，探讨个人意志主义的伦理品格及其时代意义。哪吒通过“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斗争精神体现生命意志主义，敖丙则在家族使命与个体自由的张力中实现反思性意志觉醒，二者共同展现坐落于社会关系框架中的“关系式个人意志主义”。该理论融合尼采强力意志与马克思“社会关系总和”思想，强调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的辩证统一：集体意志是个人意志的社会性联合，个人意志需在伦理实践中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文贤庆教授指出影片通过二者对抗“伪天”秩序的叙事，既凸显个体意志的创造性，又依托中国式道德形而上学框架，将伦理品格的塑造指向对普遍人性与正义秩序的追求，回应了数字化时代个体如何在关系网络中建构价值认同的时代命题。
分会场一第二场报告
分会场一第二场报告由湖南大学花威教授主持。山东大学王丁教授、湖南大学文晗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肖柯老师作会议报告。
山东大学王丁教授聚焦谢林对哲学史书写的重构及其时代意义。王丁教授指出德国古典哲学中，体系建构需将哲学史纳入自身并作为历史终点，谢林1804年《哲学导论》按“同一哲学”原理勾勒哲学史，视哲学史为体系内在要素，其展开与“同一-实在性”和“同一-观念性”的极性运动一致，旨在消解近代哲学中实在论与观念论的对立，强调体系蕴含 “哲学终结” 的内在诉求，哲学史书写具有“复数性”，由不同哲学立场决定。谢林晚期区分否定与肯定哲学，其哲学史书写超出传统德国古典哲学框架，而黑格尔之后，体系-哲学史架构失效，现代哲学转向神话与宗教历史书写，引发对“后哲学史时代如何书写哲学史”的根本追问。
湖南大学文晗教授聚焦20世纪重要的虚无主义问题，指出海德格尔作为探究该问题的深刻思想家，却被其学生列维纳斯和施特劳斯分别批判为“耻辱的唯物论”与“德国虚无主义”代表。列维纳斯从伦理学出发，认为海德格尔存在论忽视他人问题；施特劳斯则从政治哲学角度，将其视为历史主义最大代表之一。二者批评虽角度不同，却共同认为海德格尔对存在与自然的发现背离现象学“回到事情本身”的精神，真正的“事情本身”应是交互主体的政治（伦理）世界。同时文晗教授对20世纪以来单纯的政治（伦理）世界能否自奠基，海德格尔是否真为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进行了深入探讨。
湖南师范大学肖柯老师聚焦马尔库塞哲学中形而上学与技术统治的双重纠缠。其认为二者统治功能取决于社会互动，发达工业社会中实证主义失效，形而上学具超越性。一方面，形而上学为技术统治提供科学数学化与形式逻辑基础；另一方面，技术统治借操作主义、实证主义和语言分析消解形而上学。马尔库塞策略性调用形而上学，以历史辩证法和内在批判与传统划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提供独特视角，但其依赖精英文化导致革命主体理论困境。
分会场一第三场报告
分会场一第三场报告由华中科技大学李扬副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刘作教授、湖南女子学院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王大封老师作会议报告
中山大学刘作教授系统梳理康德对共同体的思考，从道德世界到伦理共同体的理论演进。刘作教授指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构想的道德世界，是理性存在者遵循道德法则实现德福一致的理想联合体，其实在性指向感官世界。《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提出的目的王国，从形而上学层面给出道德世界的规范性要求，强调理性存在者作为目的自身的自律立法秩序。基于人的有限性与实践特点，康德进一步将目的王国划分为律法共同体与伦理共同体：前者作为“准-道德世界”，允许外在强制履行法权义务，保障自由共存；后者作为道德世界的真正实现，要求出于义务动机践行德性，唯有此方能体现人的道德价值与尊严。该思想以自由为根基，揭示共同体从规范建构到伦理实践的深层逻辑，为理解人类社会性存在提供了先验伦理维度。
湖南女子学院彭志君老师聚焦康德社会思想的自然与理性基础及其伦理旨趣进行探讨。彭志君老师指出康德突破社会契约论传统，以“自然意图”为社会奠基，视理性为实现自然目的之手段，形成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自然基础体现为目的论导向的“自然意图”，推动人类禀赋发展；理性基础则表现为“非社会的社会性”，通过个体理性冲突催生合法社会秩序。其伦理旨趣指向“至善”，试图通过公民社会与国际联盟实现道德与幸福的统一，这一思想既综合了自然目的论与理性主义传统，又启发了费希特、黑格尔等后世学者对伦理共同体的建构，彰显了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融合。
湖南师范大学王大封老师聚焦探讨了康德理念先验演绎的两条路径及其哲学意义。王大封老师指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通过理论路径证明理念具有“不确定的客观实在性”，即灵魂、世界、上帝作为范导性原则，间接赋予经验知识系统统一性；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则以实践路径，通过道德法则确立自由理念的客观实在性，并以自由为基础悬设灵魂不朽与上帝存在，使它们成为实现“至善”的构成性条件。两条路径构成从理念可能性到客观实在性的过渡：理论路径保留理念对知性的范导功能，实践路径则赋予理念实践确定性。这一演绎架构既解构了旧形而上学将理念作为认识对象的僭越，又通过实践理性重建了理念的客观基础，成为理解康德形而上学革命中 “批判-重建” 双重维度的关键。
分会场二第一场报告
分会场二第一场报告由中南大学陈杰老师主持，华中科技大学李扬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李志龙老师、湖南师范大学严杭迪老师作会议报告
华中师范大学李扬老师聚焦探讨笛卡尔形而上学中“笛卡尔循环”问题，即通过清楚明白的知觉证明上帝存在，又以上帝存在确保知觉可靠性的循环论证。李扬老师指出阿尔诺最早提出该质疑，而笛卡尔回应称当下清楚明白的知觉无需上帝担保，仅记忆中的知觉需上帝确保其可靠性。李扬老师考察《方法谈》《沉思集》《哲学原理》等文本，发现笛卡尔通过调整论证顺序（如先证上帝存在再立真理总则）试图破解循环。提出化解循环的可能路径：区分真理总则的确立与运用、明确认识论与本体论的条件差异，以及揭示其“显白-隐微”写作策略 —— 借上帝存在的神学表述掩盖“我思”作为第一原理的革命性。
湖南师范大学李志龙老师聚焦探讨了莱布尼茨基于知觉本体论对目的论的重构。李志龙老师指出面对近代机械论对目的论的攻讦，莱氏以知觉活动的目的指向性为核心，提出知觉必然趋向另一知觉，形成与知觉清楚明白程度相应的目的论结构。通过区分内在与外在目的论，主张动力因与目的因分属不同领域却并行不悖，共同构成“前定和谐”。莱氏将目的论划分为形而上学、活动和理性三层：形而上学目的论指单子状态趋向性；活动目的论适用于有机体与实体，指向自然完满性；理性目的论则关乎理性实体对善的追求。其体系还通过上帝创世的至善原则，将目的论与自由、正义问题关联，以“前定和谐”化解机械必然与自由意志的矛盾，为目的论在近代哲学中重新确立地位，奠定了以知觉等级为基础的目的论层级体系。
湖南师范大学严杭迪老师聚焦探讨了早期谢林对康德自然观的批判及有机论体系的建构。严杭迪老师指出康德将机械论视为自然的客观原则，有机论仅作范导性运用，其有限主体性立场预设“自在之物”，导致目的论解释陷入任意性。而谢林以“精神的直观”突破这一局限，主张质料在精神活动中生成，无需外在于精神的自在之物。他认为自然本身是有机整体，机械论作为其局部显现从属于有机论，二者通过“前定和谐” 统一于精神的创造性活动。谢林的有机自然观赋予生命独特本体论地位，强调其不可还原为机器，通过“精神的直观”的辩证运动，构建起以有机论为根基、机械论为派生的自然形而上学，为理解自然与生命提供了超越机械论的哲学范式。
分会场二第二场报告
分会场二第二场报告由湖南师范大学张含老师主持，湖南师范大学肖根牛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龙沛林老师、湖南师范大学陈亮升老师作会议报告
肖根牛教授聚焦探讨了杜威与海德格尔对经验概念的“实验转向”及其技术表征。肖根牛老师指出传统哲学将经验窄化为认知经验，杜威与海德格尔批判此缺陷，从生存论重构经验，强调经验的实践性，实现从静观到实践的转向。二者均认为经验始于实践，包含主动行动与被动承受，具实验性，需干预规制经验。但杜威肯定实验性经验的积极意义，视技术为促进交互的工具；海德格尔则警惕形式化对原始经验的扭曲，担忧技术对生命体验的限缩。二者差异源于哲学立场，杜威从自然主义出发积极看待技术，海德格尔从存在论角度警惕技术对存在意义的遮蔽，共同揭示经验实验性带来的双面性，需在肯定与批判间保持张力。
龙沛林老师聚焦探讨了德语世界80后三位青年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重构路径。哈贝马斯从后形而上学视角出发，揭示理性在信仰与认知的共生张力中，通过实践辩证法突破同一性思维，以黑格尔《逻辑学》为基础重构理性与信仰的关系。Sommer则以唯物主义立场批判继承《逻辑学》，指出绝对理念的力量源于“非同一性”，强调存在论中同一与差异的辩证统一，将《逻辑学》视为唯物论作品。Martin通过“自身规定的存在论”，构建思维与存在思辨统一的哲学逻辑结构，使自然与精神成为自身规定的辩证展开。Gabriel以语言逻辑分析为切入点，提出“存在论承诺”，通过实存论多元主义消解传统存在论对立，将形而上学理想锚定于语言中的意义生成。三者共同以黑格尔逻辑学为根基，分别从实践辩证法、唯物论重构、语言存在论维度，开启了后形而上学时代形而上学的新方向。
湖南师范大学陈亮升老师探讨了宋明儒家善讲“大话”的哲学根源，基于牟宗三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批判展开分析。宋明儒家如张载、陆九渊、王阳明等提出的“横渠四句”“宇宙便是吾心”等宏大命题，并非脱离实践的空谈，其背后具有严密的形而上学根基。牟宗三指出，康德虽区分现象与物自身，通过悬设意志自由、灵魂不朽、上帝存在确证道德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但其将物自身仅作为理论假设，未能在实践中落实，导致道德论述沦为“空理论”。而宋明儒家将道德本体视为可通过“智的直觉”和心性修养工夫“呈现”的实在，无需借助神学过渡，其“大话”实则是学问与生命一体化的精神表达，体现了普遍人性与日常生活的联结，属于兼具理想性与实践力量的道德宣言，不同于康德理论层面的抽象建构。
分会场二第三场报告
分会场二第三场报告由湖南师范大学余露副教授主持，中南大学陈杰老师、湖南师范大学张含老师、湖南师范大学胡景谱老师作会议报告
中南大学陈杰老师围绕阿伦特对虚无主义的诊断展开，指出现代社会因混淆劳动、工作与行动，导致公共领域消亡。劳动凸显使人受自然必然性束缚，沦为消费性存在；工作凸显下工具理性主导，历史目的论将个体异化为手段，极权主义加剧虚无。形而上学根源在于望远镜发明动摇感官实在性，笛卡尔怀疑论、黑格尔历史哲学进一步消解意义，后续哲学家反抗亦未奏效。阿伦特主张重建公共领域，通过分离领域、复兴人的复数性自由行动，为意义生成提供场域。反思指出其对马克思的批判存疑，但劳动凸显与工具理性的现实影响显著，重建公共领域在数字时代仍面临算法操控等挑战。
湖南师范大学张含老师探讨了大语言模型（LLM）作为证言知识来源的合理性及辩护框架。传统证言知识论因预设人类主体，难以直接解释LLM输出的证言性质。张含老师从意向立场出发，指出LLM输出可通过 “信念-意图-责任” 的功能性归属视为证言：其运作可通过意向立场解释为 “信念” 表达，嵌入机构目标的集体意图赋予其传播意图，背后组织的制度性担保构成责任承诺。针对LLM证言的辩护，张含老师提出基于认知风险（风险=错误概率 × 后果严重性 ×(1 -用户能力)²）的语境敏感框架：高风险场景（如医疗决策）需还原论独立验证，中风险场景（如编程辅助）适用局部还原论的最低限度识别，低风险场景（如常识查询）可采用非还原论的默认信任。回应了LLM在当代认知实践中的角色挑战，也为技术时代的知识辩护提供了兼具规范性与实践性的理论路径。
湖南师范大学胡景谱老师聚焦探讨了技术的人文风险概念辨析与构建。针对其与工程风险、伦理问题、负向价值的混淆，胡景谱老师从技术哲学人文传统出发，指出人文风险具属人性、客观实在性、实践情境性及难以量化等特征。与工程风险侧重技术性能不同，人文风险关注技术对文化、认知、审美等人文领域的潜在威胁；较伦理问题的道德维度，其涵盖更广泛的文化、宗教等层面；相较负向价值的既成后果，其指向潜在风险。胡景谱老师强调人文风险是技术对人类价值、精神生活等人文维度的潜在危害，需从“知情意”维度（认知、道德、情感风险）及实践情境中评估，为技术治理提供人文视角的理论支撑。
大会报告第一场
大会报告第一场由湖南师范大学万丹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吴增定教授、复旦大学吴猛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向玉乔教授作会议报告。
北京大学吴增定教授聚焦胡塞尔后期空间现象学对“地球不动性”的重新阐释。吴增定老师强调，胡塞尔挑战哥白尼以来的科学世界观，指出“地心说”并非前现代谬误，而是人类生活世界的原初经验基础。他认为地球并非无限宇宙中的普通天体或笛卡尔式广延实体，而是作为“原始故乡”或“原初方舟”，构成人类生存经验的意义根基。空间方位、运动静止等概念的可理解性，均源于地球所奠定的生活世界视域。现代科学通过数学化抽象构建的宇宙空间，实则脱胎于前科学的生活世界经验，却误将自身视为绝对真理。胡塞尔借此揭示科学理性对生活世界的遮蔽，强调地球的不动性”本质上是前反思的生存论奠基，唯有回归这一原初经验地基，才能克服现代性的意义危机，重新确立空间现象的人文价值维度。
复旦大学吴猛教授聚焦黑格尔《逻辑学》中“差异辩证法”的逻辑结构及其当代意义。吴猛教授指出黑格尔的差异辩证法从“绝对差异”出发，经“区分”发展至“对立”，最终在自我否定中走向“矛盾”，展现出概念通过内在否定性自我展开的逻辑进程。这一过程并非如德勒兹、德里达批判的那样预设目的论神学，而是通过“绝对自身否定” 的机制，使差异各环节（绝对差异、区分、对立）在整体性概念结构中获得功能性定位。黑格尔的独特方法在于，依据对象性质探寻概念内部必然性联系，为后现代主义研究“差异与重复”提供了重要参照 —— 其通过概念自我突破的路径，实则暗含着从对象独特性切入问题的方法论启示，揭示出差异辩证法在解构现代性概念界限时的潜在价值。
湖南师范大学向玉乔教授以手机为例阐明了人工智能时代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即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技术统治，而这必然造成人与人关系的疏离。智能手机作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向玉乔教授将此界定为人工智能体，我们无时无刻不依赖智能手机，它已然成为一种新型的统治手段。智能手机通过算法推荐、社交评分等机制重构人际关系时，实则是将温情脉脉的人际交往简化为数据交换。这种技术统治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即时通讯工具使对话碎片化，消解了深度交流的仪式感；其二，个性化推荐形成的“信息茧房”加剧群体认知割裂；其三，扫码支付、人脸识别等技术虽提升效率，却以生物特征数据化消弭了人际信任的基础。更值得警惕的是，当老人因不会操作健康码被拒载、儿童因沉迷短视频丧失社交能力时，技术已异化为社会排斥的工具。要破解这一困局，需建立“技术向善”的伦理框架：开发者应植入“打断设计”（如微信的已读功能延迟），政府需立法保障数字弱势群体权益，而用户则要重拾“离线时刻”的交往自觉。
大会报告第二场
大会报告第二场由湖南师范大学肖根牛副教授主持。中山大学詹文杰教授、湖南大学张俊教授、湖南师范大学胡好教授作会议报告。
中山大学詹文杰教授梳理了技术观念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变及当代反思。詹文杰老师指出古代柏拉图视技艺为双刃剑，亚里士多德强调技艺模仿并补充自然，从属伦理之善。16世纪后，笛卡尔与培根推动技术观转向，以二元论和工具理性将自然视为可操控的机械系统，实现从模仿到支配的转变。海德格尔指出现代技术以 “座架” 解蔽世界，使万物沦为可调用资源，遮蔽多元存在论。埃吕尔认为技术成自主系统，芬伯格主张社会建构与民主控制，伊德从现象学强调技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中介。构建新技术形而上学需存在论多元、过程哲学视角、伦理优先及参与性实践，实现从工具论到存在论、理性支配到生态共生、单一显见到多重显现的转向，在技术中重构人与世界的共构意义。
湖南大学张俊教授梳理了形而上学的衰落与回归脉络，指出黑格尔后，欧陆与英美哲学掀起反形而上学潮流，20世纪后现代思潮更将其推向极致，这源于现代科学技术崛起，取代传统哲学解释权，如海德格尔所言“座架”技术统治使形而上学边缘化。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模态与分析形而上学受重视，科学哲学回归实在论，因科学理论假设具形而上学属性。形而上学本质是思维方式，重建需锚定新时代技术。在技术重塑世界的当下，重建不能停留在反思批判，需回归马克思主义实践维度，抛弃传统思辨形而上学，以技术实践为基础，扭转被颠倒的世界观念，在现实实践中建构形而上学。
湖南师范大学胡好教授围绕尼采是否为颠倒的柏拉图主义者展开探讨。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哲学是“颠倒的柏拉图主义”，未能真正克服虚无主义，并预设了克服柏拉图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冲突。胡好教授通过分析虚无主义历史指出，克服柏拉图主义可以从根源上克服虚无主义。尼采并不拥抱积极虚无主义，而是要克服它。积极虚无主义充其量构成旧价值向新价值迈进的过渡阶段。他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并不会重新陷入柏拉图主义，因而不是颠倒的柏拉图主义。胡好教授提出一种平凡而朴素的结论：尼采哲学是种意志主义的形而上学，它不同于理性主义和叔本华的意志主义，也不同于非理性主义。
闭幕式
闭幕式由湖南师范大学胡好教授主持，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中山大学詹文杰教授，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院院长、哲学系系主任向玉乔教授致辞
詹文杰教授首先代表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对本次会议圆满结束表示祝贺，对会议承办方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以及与会学者的支持表示感谢。接下来詹文杰教授回忆了为期两天的会议报告内容，指出通过这两天的学术报告交流、思想智识火花的碰撞，深化了对现代技术时代与形而上学的重建的认识，建立其了当代人文学者应有的人文关怀与时代关切。
向玉乔教授代表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对本次大会的圆满结束表示祝贺，对各位专家学者对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向玉乔教授向各位专家介绍了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现状，并希望与会专家、学者继续支持湖南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发展。最后向玉乔教授再次代表会议主办方向倾情支持大会的所有领导、学者和同学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审：肖根牛
二审：胡好
三审：毛新志
